作为高级编辑，萨克斯·康明斯在兰登书屋工作了二十五年，从1933年一直工作到他1958年去世。经其手出版著作的作家可以列出长长一串：西奥多·德莱塞、格特鲁德·斯泰因、W.H.奥登、辛克莱·刘易斯、威廉·卡洛斯·威廉斯、伊萨克·迪内森以及交往最深的两位尤金·奥尼尔和威廉·福克纳。钢琴演奏家康明斯女士从丈夫留下的编辑审读报告、通信以及笔记中择选精要，辑成近期由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引进出版的这部《我只是一个编辑: 萨克斯·康明斯和他的作家们》，凸显康明斯所持“编辑需要扮演好多种角色”的信念。
在这些珍贵的资料中，康明斯女士尤其记录了尤金·奥尼尔令人扼腕的最后岁月，以及萨克斯·康明斯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书信往来。对编辑技艺精益求精、对作家超乎寻常的体恤，让萨克斯·康明斯成为“兰登书屋的伟人”（贝内特·瑟夫 语）。
1927年，萨克斯与劳埃德·科莱曼合著的《简明心理学》出版后，出版方往萨克斯的家里寄了一包书。当时萨克斯与父母同住，包裹寄到时，他们决定好好庆祝一下，迫不及待地等着萨克斯回家。傍晚，萨克斯回家后，在父母自豪的注视下打开了包裹，发现里面是六本名为《蚊子》的小说，作者的名字他以前并不知晓。这是萨克斯第一次接触威廉·福克纳的作品。
到30年代中期，福克纳已经创作了包括《喧嚣与愤怒》《我弥留之际》《圣殿》和《八月之光》在内的多部作品。1936年，福克纳把《押沙龙！押沙龙！》的手稿拿到兰登书屋，从那时起到1958年萨克斯去世，他们二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萨克斯承担了以下几部作品的工作：《押沙龙！押沙龙！》（1936）、《不可战胜》（1938）、《野棕榈》（1939）、《小村》（1940）、《〈去吧，摩西〉和其他故事》（1942）、《〈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和其他故事》（1945，萨克斯为这本书写了序）、《尘埃侵入者》（1948）、《骑士的开局》（1949），《威廉·福克纳故事选集》（1950）、《修女的安魂曲》（1951）、《福克纳导读》（1954）、《寓言》（1954）、《袤林》（1955）、《小镇》（天选1957）。去世之前，萨克斯正在编辑《大宅》。
《故事选集》是福克纳出版的第三部短篇集，是由萨克斯和唐纳德·克劳弗尔共同策划的。起初，比尔拒绝了，但后来，他写信给萨克斯：“关于选集，您和唐是对的，错的是我；我是说，关于出版这样一部集子的时间和地点。比错误更甚：我是愚蠢。我似乎没有理解‘选集’的含义。它很好；若干年之后，十几二十年之后，它会看上去相当不错。我已经忘记了它的许多妙处；整个晚上，我都在笑线月，故事集印好，比尔正在密西西比州的牛津镇打理他的农场。深秋的一个傍晚，萨克斯推开我们纽约寓所的门，说：“今天真是不同寻常！我被记者包围了。据说比尔·福克纳会得诺贝尔奖。”10点20分，电话铃响了，是从牛津镇打来的长途。
以下重述了萨克斯在通话即将结束时说的话：“是的，艾斯黛拉，真是太棒了！您是从华盛顿的瑞典大使馆得到的消息？什么问题？比尔没有正装？哦，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如果他在牛津镇买不到，可以来纽约的路上在孟菲斯买。我跟您确认一下，他不想买，而是想租一套？”沉默片刻——比尔接听了电话，告诉萨克斯他第二天早上给他打电话。
唐·克劳弗尔后来告诉了我第二天发生的事：“比尔打电话来时，我正好在萨克斯的办公室。为了参加诺贝尔颁奖礼，他请萨克斯为他租全套正装和一顶缎面礼帽。在萨克斯的要求下，比尔提供了自己的尺寸——臂围、袖长、腰围、内侧裤长、外侧裤长、头围和颈围。”
萨克斯去了布鲁克斯兄弟，结果被告知那里不出租服装。不过，店员向他推荐了一家店，可以提供小礼服、常礼服、燕尾服、缎面礼帽以及其他必要配饰。于是萨克斯去了那家名为“第五大道正装店”的公司，一名和气的小个子店员接待了他。萨克斯说明来意并提供了尺寸之后，店员说：“我们刚好有适合您朋友的衣服，是一套墨蓝色的西装。”“不，不，”萨克斯表示反对，“我想要一套黑色的。”“您没明白我的意思，”店员说，“黑色也分灰黑、棕黑等好几种，但墨蓝是最棒的。”只看了一眼，萨克斯就明白他的推荐是对的。
接下来，萨克斯提供了礼帽和白衬衫的尺码。全套行头要在萨克斯电话通知店家之后第一时间送到兰登书屋。同时，他还要求届时请一名可以修改尺寸的店员去送货，以备比尔试穿后有任何不合身之处。
萨克斯离开前，店员说：“请告诉您的朋友，他一定会满意这套衣服的，因为斯佩尔曼红衣主教的侄子上个月就是穿着它去罗马觐见教宗的。”
同兰登书屋的所有人一样，萨克斯同样翘首盼望比尔的到来。同样迫不及待的还有比尔的几位酒友，不过这一次他们被萨克斯拦住了。“你干吗，康明斯？”他们抗议道，“这可是庆祝的时刻！”“没错，没错，”萨克斯说，“我明白，不过你们这次只能暂且忍耐，因为比尔必须保持最佳状态。”
比尔面临的第一个任务是写诺贝尔获奖发言，后来证明那篇致词简短而雄辩地呼吁了“爱、荣誉、怜悯、骄傲、同情和牺牲”的价值观。印好之后，比尔将第一本送给了萨克斯。
比尔出发去斯德哥尔摩的时间临近了。衣服已经试好。唐纳德·克劳弗尔告诉了我接下来的故事：“那套衣服对比尔来说还是挺合身的。可是，等他结束那辉煌的旅程返回后，他告诉萨克斯和我，他注意到国王裤子上有两道缎带装饰，而他自己只有一道。在萨克斯的提议下，贝内特和我将比尔在颁奖典礼上穿着的礼服买下来送给了他。在此之前，萨克斯找人在裤子上另加了一道缎带。”
到达瑞典之后，比尔和他的女儿吉尔被车接到斯德哥尔摩大酒店。庆祝活动期间，新获奖者和以往的众多获奖者在那里下榻。颁奖之后的两天里，酒店里举行了向新获奖者致意的一系列派对和宴会。然后，比尔父女二人飞往巴黎短途旅行，之后回到牛津镇的家中过圣诞。
第二年，也就是1951年，比尔获得另一项殊荣——荣誉军团勋章（Légiond’honneur）。颁奖仪式由法国领事馆于10月26日在新奥尔良举行。获奖信息到达时，比尔就在萨克斯的办公室。他找萨克斯借了一个记事本，坐下来，用法语写了一篇简短的受奖词。后来，他在这张手稿的顶部写上“赠萨克斯·康明斯”，把它留给萨克斯保存。
在比尔获得诺贝尔奖很久之前，他就跟萨克斯讨论过创作戏剧的想法。无疑，这对他来说是全新的尝试。讨论主题时，比尔说他打算围绕着坦普尔·德雷克（TempleDrake）展开，这是《圣殿》里的核心角色。在那本书的结尾，比尔让她置身巴黎的卢森堡公园，与她的父亲德雷克法官坐在一起，在那“灰色的一天，灰色的夏日，灰色的一年”。“自那时起已经过去了八年，”比尔说，“我一直在好奇这些年她过得怎么样。”比尔最终写出了《修女的安魂曲》，这部作品部分是戏剧，部分是小说。它包含三幕，每一幕前面都有大篇幅的解释性描述。坦普尔现在是高文·斯蒂文斯太太和两个幼童的母亲。以此作为出发点，比尔展开了一个同《圣殿》一样令人痛苦和憎恶的故事。不过，看到坦普尔为了赎罪而艰难挣扎，读者会产生怜悯之情。
在创作第二幕的叙述性前奏时，比尔给萨克斯寄了以下一张便条，询问他对于副标题的意见。
萨克斯提供了那个希腊词的释义（“命定之人”），但福克纳最终还是决定不引用“艾略特先生的周日礼拜式”。《修女的安魂曲》于1951年出版时，第二幕的前奏简单地改为“金色穹顶（开端是那个词）”。人们对这部作品褒贬不一。福克纳最初对它的设想是戏剧，经过大量的讨论、协商之后，在瑞士、德国、西班牙、瑞典、荷兰、法国、希腊和其他多国制订了演出计划。在伦敦，由鲁斯·福特（RuthFord）饰演高文·斯蒂文斯太太，演出取得了非凡的成功。1959年开始在美国上演，鲁斯·福特同样收获声誉。但这部剧作本身则没有这么幸运。
福克纳来纽约时，会下榻在兰登书屋旁边的麦迪逊大酒店。比尔总是在兰登书屋的前门入口处等着萨克斯，他知道萨克斯日常会在9点之前从普林斯顿抵达。他们会一起去萨克斯的办公室，比尔有自己的书桌和打字机。在那里，比尔接受采访，用打字机打出正在创作中的作品；在那里，比尔默默地抽着烟斗，或许是在酝酿新的作品。
在某一次纽约之旅中，大概是1951年或1952年，比尔带来了《寓言》的前一百页。这本书是他口中的“大部头”，他已经断断续续写了九年。为了避开编辑办公室里常有的打扰，萨克斯把比尔带回了家。两人埋头工作，只停下来吃饭或去城里散步，有时也带着我们的狗一起去郊外。然后重新开始工作，茶点时间停下来喝茶，继续工作，7点时悠闲地吃个晚餐。《寓言》的前一百页就是以这样的节奏被仔细审阅。结束后，两人回到了纽约。比尔时不时会消失，回到牛津镇继续创作。不过，在1953年11月5日，萨克斯终于能够从普林斯顿写信给唐纳德·克劳弗尔：
随信附上比尔《寓言》可下印的最终完整稿。顺利地结束了工作，我们二人心情激动而轻松，且都觉得这部稿件已经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趋于完美。做了可能的删减之后（如今我们认为再无一字可删），全书大概有十七万五千个词，也可能多或少几千词。
无需赘言我对这部佳作的欣赏，此时更有意义的是列出成书或至少长条校样出来之前的一些注意事项。
您会看到书前页各板块均已就位，可以排版。在版权页上，我们只要提供国会图书馆卡片目录编号即可。1950年的版本信息需要涵盖比尔名下的《盗马笔记》（Notesona Horse Thief），这篇作品是密西西比州格林维尔的列维出版社以限量版形式发行的。此次为了《寓言》，比尔重写了这个故事。
在确认页上（前页第6页），您会看到比尔希望做出必要确认的准确方式。我们把它放在偶数页上、献词页（同样也已提供）的背后，为的是节省前页篇幅，而且让它不那么显眼。
您会在简略标题页上看到一张便条，对全书使用的十字符号向排版工人做出说明，包括护封、书脊、标题页、简略标题页，甚至还有文本中何处间隔双倍行距。我们必须避免使用有明确宗教意味的十字架，而要简单的符号，越简单越好。全书都使用木纹质感的。在十个部分的最前端出现时，它们必须足够大，占空间足够多，使得每章的起始页有明显的下沉感。在我们标注以三个小十字暗示时间流逝或场景转换的地方，它们的大小应与正文中排印的大写字母相当，不超过常规星标的大小。
我们想在蓝色的书封封面上放一个简单的十字符号。封底只有书名、比尔的名字、兰登书屋的商标，不放十字。
比尔建议：护封底部采用深蓝色，向上渐次变浅，直到顶部变为晴空蓝；护封上半部再次放置简单的十字符号，或许用白色；深蓝色的下半部的文字为：
这些建议或许还不成熟，不过它们是我们昨天结束十小时的书稿审阅后彻夜长谈后的一些想法。
我判断，全书不会超过32开14个印张，也就是说最多四百四十八页或四百八十页。
您会注意到书稿中没有作者介绍。这是比尔特别要求的，所以本书会省去这一块内容。
书的最后会有三行的日期和出版地声明，我们决定采取短排、左对齐的版式，内容大致如下：
不管您何时决定启动出版，若是比尔没有时间，我都会负责所有校样的审读；若是他能抽出空来，我会和他合作。
您会注意到，所有的章节名——除了最后一章“明天”，都有日期。我们希望这些日期不要太醒目，绝对不要同章节标题保持一致。显然，放入日期的目的是让读者保有时间概念。
1954年1月，萨克斯开始审读《寓言》的长条校样，时不时停下来记录他的想法。第一批笔记中有一条是这样的：“我们做的工作在长条校样中得到了体现。比尔将一个场景缠绕在身边，一旦牢牢抓住，就会把它展开。很有趣，看着他赋予它极大的自由度，任它从潜意识中浮出，不加抑制地记录下来，只是随着细节的即兴创造而不断改进原有的整体性计划。”
好几天的时间里，萨克斯在家中和办公室里反复阅读这份长条校样。以下是他在不同时间做的笔记：
读了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之后，会对“秩序”产生更深刻的感受，而非为了情节发展而发展，也并非因为比尔自己如此看重情节的发展。谁又不是如此呢？书中某些修辞的夸张仍让我感到有些着迷而困惑，还有故事铺展过程中缠绕难解的向前或后退的进程。这个故事强而有力却又如此简单，虽然充满令人质疑的巧合，却因叙事次结构的存在而使得整栋文字大厦免于坍塌。
对话都很长，不管是玛格达、传令兵、德国将军、军需官，还是任何别的什么人。除了元帅，他总是很简洁的。巧合的使用感觉略牵强，但除非把整部小说的内部逻辑推翻，否则就无法改变这一点。父亲（老将军）和儿子（下士）见面，一方提出的交易被另一方拒绝，这次会面的人为设计的痕迹尤其重。只有福克纳可以容忍在自己的写作中发生这样的巧合，并单单运用叙述的力量赋予它几乎具有说服力的真实感。
我产生了一种神经性的心理障碍，几乎无法打开书封来面对我们的工作成果。有太多问题需要回答——是我，而非比尔，应该给出解答。
1月17日，整日劳作后，萨克斯终于完成了四百五十页长条样的审校。在最终的一段评价中，他写道：“写得最好的部分——特别是复活——感人至深而虔诚，同时又滑稽，散发着死亡气息，宛如醉酒癫狂一般。我们的福克小公子（萨克斯对福克纳的昵称）有一种古怪的、带着一丝恋尸癖的幽默感。”
当天吃过晚饭后，萨克斯给比尔写了一封长信，总结了他对《寓言》的最新看法。在两天后给兰登书屋提交的报告中，他给出了对这部小说的评价。写这份报告比他料想中花的时间长。“为了适宜地描述它，”他写道，“将有必要完整地描述整部手稿，如果我能够在这么短的篇幅内做到的话；或许需要跟这部小说本身一样长的梗概。”遗憾的是，信和报告都找不到了。
《我只是一个编辑: 萨克斯·康明斯和他的作家们》多萝西·康明斯/著，任战/译，人民文学出版社·99读书人2024年3月版）
